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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杯胡芳:“利润、利息、地租”的袪魅与真

发表时间:2021-06-28 09:18

  资产阶级制造了“利润、利息、地租”等各种“财富”神话,给无产阶级的思想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剩余价值一般到剩余价值特殊,科学地还原了剩余价值产业链的“真相”,揭示了剩余价值分支是工人阶级“活劳动”的派生源泉。他深刻地揭穿了利润是资本“自动机”的荒唐,揭开利息“钱生钱”的神秘面纱,揭露地租源于“自然的馈赠”的迷惑性,解蔽资产阶级不劳而获的本质。袪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寄生性、腐朽性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深层次革命贡献。

  作者简介:胡芳,法学博士,四川大学“双百人才”(B计划)、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研究员、贵州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以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性之名,制造了各种“财富”神话。利润、利息和地租是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表象呈现出来的各种具体形式,本身就具有浓郁的意识形态气息,对无产阶级的思想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在资产阶级那里,利润表现为资本的衍生物;地租表现为土地的果实;而利息是货币产生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逻辑方法。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揭示也遵循了这一重要原则,从揭示剩余价值一般的普遍性规律,再到剖析剩余价值特殊(或具体)表现形式的本质及根源,从剩余价值规律的整体性研究再到对剩余价值分支的细致剖析,才让人们窥见了遮蔽在资产阶级编造的浪漫美好的帷幕背后的毒蛇“美杜莎的头”。马克思在《资本论》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对剩余价值的转化进行了更加深入地阐述,从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神秘性进行了总揭露。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袪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揭示剩余价值分支“利润、利息、地租”的本质。这是继《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深刻地揭露了所谓‘等价交换’下的工资实质的不平等不自由、货币对工人统治的权力不平等、资本对人的价值的颠倒”之后,马克思又进一步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关于“剩余价值的分支”的重重误解。马克思对资本与利息、土地与地租、劳动与工资之间的对立关系,揭示其背后的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与土地所有者阶级之间的利益纠葛,科学地还原了剩余价值产业链的“真相”,从而解蔽了资产阶级剩余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幻想。从意识形态批判视角深化剩余价值分支的研究,有利于丰富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内涵,袪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马克思深入剖析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资本“自动”产生利润的荒唐说法。马克思指出利润只是工人阶级“活劳动”的派生源泉,是剩余价值最初为资本占有的形式;揭露资本家大量使用机器的目的不是减轻工人的辛劳,而是实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矛盾的双重转化;揭示资产阶级对整个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利润和工资共同来源于劳动创造的新价值,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把资本看作“自动机”,认为资本拥有增殖自己带来利润的性质,将利润同全部预付资本而不是同预付资本的某一部分相联系,强调“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于是,在资产者的头脑中,剩余价值必然采取利润的形式。亚当·斯密曾分析利润的来源,强调资本家和劳动者相互结合生产出商品,工人付出了劳动获得的报酬是工资,而资本家先前提供了资本获得的报酬是利润,即利润是资本的报酬。他发现了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是对立的,工资升高会导致利润的降低,这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将利润解释为工人对于资本家垫付生产资料的一种补偿,没有认识到利润是对劳动剥削的结果,没有认识到利润是由劳动者创造的。他认为资本家先行垫付了资本与生活资料,那么就理应获得一定的报酬,认同资本家获得利润的合理性,这就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不平等的剥削。大卫·李嘉图明确地指出利润是工人劳动创造的,将生产商品的劳动看作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认为“利润只是商品价值的附加额”这种庸俗的观点。他认识到资本家通过剥削工人劳动获得利润,这是劳动价值论的一大进步。但李嘉图不能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说明利润的合理性,无法清楚地说明资本与劳动交换如何与价值规律相一致,他甚至荒唐地指出资本与劳动的交换是等价交换价值规律的例外。这是由于他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没有弄清楚利润的价值来源,让自己处于矛盾的处境中。他强调资本家没有利润就如同劳动者没有工资一样活不下去,没有认识到资本分配利润是对劳动者的剥削。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出于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对于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视而不见,甚至肯定资本家追求利润是能够促进财富极大增长有效的、进步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矛盾和不一致,都来自于把剩余价值和利润混为一谈,把利润和剩余价值等同起来必然会产生庸俗观点。马克思认为利润是“某一流通期间所产生出来的剩余价值,按预付总资本来计量”。资本家得到的盈利不是由剩余价值表现出来,而是由利润表现出来。资本的增长率由利润决定而不是由剩余价值决定。利润也是资本直接关心的唯一形式,关于利润起源的记忆在其中完全消失了。因此,“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使一种神秘化完成了,这种神秘化把资本表现为自动机和劳动相对立的人,这种神秘化使生产过程的客体要素主体化”。马克思认为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需要剥离它的庸俗唯物主义的成分,资本所带来的利润不过是收入从工人的口袋转到资本家的口袋而已,它不是收入的原始源泉,而只是派生源泉,是剩余价值最初为资本占有的形式。资本家错把利润当作剩余价值,掩盖了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压迫,遮盖了工人阶级劳动产生剩余价值的事实。他们出于对资产阶级的维护以至于对利润理论的问题无法做出科学的分析。马克思指出:“我们一开始就看到,把剩余价值提高或降低的规律与利润提高和降低的规律等同起来是极端错误地”。从经济学现象出发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下的虚假政治批评,去揭露其虚伪性,这更能契合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初衷与本质。

  随着绝对剩余价值的边际效应递减,资本家为节省成本,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开始转向了相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而大量使用机器代替人工成为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资本家们打出了减轻工人的工作强度,缓解工人的工作压力,提升工作幸福感的人道主义口号。这一招确实很受用,在刚开始的现实生产过程中,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但是,马克思揭露了资本家对机器的大量使用的意识形态的险恶用意,旨在实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矛盾的双重转化。

  一方面,机器广泛使用有效地提高剥削程度。“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使用机器的目的,决不是减轻工人每天的辛劳”,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使用机器的目的,一般来说,是减低商品的价值,从而减低商品的价格,使商品变便宜,也就是缩短生产一个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机器的使用大大地提高了工人的工作效率,使得工人制造一个商品的时间缩短,在工作日不变的情况下,相对地延长了剩余劳动时间。这是资本家提高剥削程度的方式之一,尤其是工人在争取工作日缩短的情况下较为隐蔽地提高剥削、提高利润的方式。机器的发明与广泛运用的初衷是资本家为了抵制罢工和提高工资的要求,“只有在个别情况下,资本家使用机器的目的是直接降低工资。”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使用机器的基本原则,在于以简单劳动代替熟练劳动,从而也在于把大量的工资降低到平均工资的水平,或把工人的必要劳动减低到平均最低限度和把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减低到简单劳动力的生产费用的水平。”工人工资与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额成反比,工资越低资本家获取的利润就越高。

  而在机器使用的初级阶段,资本家在机器的“庇护”下对工人的剥削看似毫无破绽,甚至工人感激于机器的运用使他们双手得以释放。美国经济学家威兰德狡辩资本发展自己的生产率是为了穷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富人的利益,因为只有供工人消费商品的生产领域的那些部门而非在奢侈品的生产中才创造相对剩余价值。表面上机器的运用、生产率的提高是为了穷人的利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单个工厂运用机器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但这时同一部门的必要劳动时间维持原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资本家说来,剩余价值来源于出售——对其他商品所有者的欺骗,来源于把商品的价格哄抬得高于它的价值,而不是来源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马克思指出这是一种假象,运用机器的工人的劳动已经成为比同一部分平均劳动高的劳动,这意味着工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生产出自己的工资即必要价值,那么同一时间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而“资本家对于自己的工人劳动是按平均劳动付酬的,”这时相对剩余劳动使资本家在出售商品时得到高于它的价值余额。所以表面上剩余价值是在商品出售那一刻产生的,但实际上这种剩余价值“来源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因而相对增加剩余劳动时间”,来源于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资本家用节约的方式占有尽可能多的他人无酬劳动。

  另一方面,机器转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机器的使用表面上转移了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减缓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已经把对资本家剥削的痛恨的矛头转向“机器”身上,对机器产生抵触情绪,认为机器是导致他们赤贫和辛劳甚至失业的罪魁祸首,于是在早期的世界工人运动中“摧毁机器”作为反抗的主要形式。由此机器转换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曾揭示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已经沦为一种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主要表现在原本是人统治机器,结果人被机器所统治。李嘉图早期认为工人阶级由于采用机器会得到用同样的货币工资可以购买更多的舒适品与享乐品的好处,同时工人的工资不会缩减,因为“资本家所能提出的对劳动的需求以及所能使用的劳动量仍然和以前一样。”后来,欧洲杯,李嘉图纠正了他的错误看法,深信“用机器来代替人的劳动,对于工人阶级往往是非常有害的。”首先,采用机器的资本家并不会把和以前一样多的资本花费在工资上。其次,由于使用机器生产的商品跌价而游离出来的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的收入。资本家以机器为遮蔽性巧妙地讲劳动,而实际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在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发展到势不两立的程度。机器发展成为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为资本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在这里,机器就它本身的使命来说,也成了与劳动相敌对的资本形式。马克思曾指出“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同时,由于机器的使用,女工和童工被吸纳入工厂,他们的工作时间、工作环境与工作强度超出了他们自身可以承受的范围。马克思指出了机器带来危害,“强制延长劳动时间而造成的未老先衰”,甚至40岁就成为“老年人”。工人逐渐沦为机器的零件,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为机器,只剩下抽象的活动和胃,胃就是使他们填饱肚子,再进行工作。

  利润和工资共同来源于劳动创造的新价值,相同的本源导致两者必然对立,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资本家所获取利润的高低也是两个阶级斗争的体现。李嘉图混淆了一般剩余价值率即一般剩余劳动率与一般利润率。“李嘉图所以犯这一切错误,是因为他想用强制的抽象来贯彻他把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等同起来的观点。”马克思则将剩余价值和利润、一般剩余价值率和一般利润率做了明确的区分,从而进一步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具体而言,剩余价值是相对可变资本而言的,利润是相对总资本而言的;一般剩余价值率是同价值相联系的,一般利润率是同费用价格相联系的。“我把可变资本的这种相对的价值增殖或剩余价值的相对量,称为剩余价值率。”马克思阐述平均利润理论,指出平均利润不过是全体工人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在各个资本家之间重新分配的结果。该理论揭示资产阶级对整个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阐明这两个阶级之间整体上的利益对抗性,资本家之间为了追逐和瓜分利润虽然会存在竞争与矛盾,但在对付工人阶级时,彼此的利害关系与根本利益却是一致。马克思指出利润平均化的过程是资本家通过竞争重新对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由此,工人阶级不能只是局部范围以少数力量反对个别资本家的斗争,而应该联合起来反抗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与剥削。马克思的平均利润学说指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的客观原因,并且揭示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以拜物教形式出现的客观原因,对于无产阶级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庸俗经济学认为资本是本能地创造出来的,是自动的物神,“钱生钱”似乎使利息更具神秘性。马克思指出利息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实际上源于工人雇佣劳动,这就揭开了利息“钱生钱”的神秘面纱。研究马克思是如何揭开生息资本的本性,也就揭露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寄生性、腐朽性。

  庸俗经济学家理解的利息表现为由资本“本能”地创造出来的收入,此时资本的“物神”形态已经完成。马克思指出:“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物神,自行增殖的价值,创造货币的货币,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剩余价值的来源,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统统消失不见了,完全被掩饰起来了。在G-W-G′中,还包含有中介环节,而在“毫无内容的形式”的G-G′中,我们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货币创造出比它本身所包含的更大的交换价值。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本性以及疯狂性以生息资本“物化、颠倒和疯狂”的形式明显显示出来,“在这里,资本好像一个摩洛赫,他要求整个世界成为献给他的祭品。”资本成为利息的神秘的、自行创造的源泉。

  重农主义者如老米拉波,把货币利息形式的剩余价值称为“违反自然的高利贷”。杜尔哥认为货币利息是正当的,原因是货币资本家可以购买土地,由此获得剩余价值。出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立场对于生息资本的反驳,17世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柴尔德反对把利息看作剩余价值的独立形式,这是学者反对旧式高利贷的斗争,这时的生息资本是从属于产业资本的一种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一切英国经济学家认为利润是全部剩余价值减去地租后的结果,“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亚当·斯密认为利息是利润的派生形式,但他们没有考察利润的来源。马克思将其视为古典经济学的合理内核,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在自己的利息理论中,通过从现象到本质的剖析,拭去了生息资本运动表面上的尘埃,揭示了利息的本质:利息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利息本质上也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实际上源于工人劳动。资本“由于某种秘密特性而拥有自我增殖属性的那种价值,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生息的,放债取息的货币资本上。”马克思认为利息转化的条件是——只有资本家分为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才使一部分利润转化为利息,才创造出利息的范畴。所以,利息与利润的来源是一致的,只是名称不同,利息也同样源于剩余价值。并且马克思认为“高利贷者所获得的利息,不仅包括全部利润(全部剩余价值),而且部分地是工资的扣除额。”

  马克思指出:“利息不是直接以剩余价值为前提,而是直接以利润为前提,利息本身只是被归入特殊范畴、特殊项目内的一部分利润。”马克思指出,在利息上识别剩余价值要困难得多,因为利息只同利润形式上的剩余价值直接相关。利息与利润不同,它代表单纯的资本所有权的价值。它使货币所有权本身成为资本所有权,从而使商品或货币本身成为自行增殖、自行保存、自行增长的价值。创造价值、提供利息是货币内在的属性,就像梨树的属性是结梨子一样。货币贷出者把自己的货币作为卖给产业资本家,货币每年创造一定的剩余价值,一定的利息。利息虽然只是利润中固定在特殊名称下的部分,它在这里却表现为由资本本身所产生、同生产过程相分离的东西。

  马克思早期将经济危机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诅咒”,促进社会革命的工具,寄希望于危机导致社会革命的产生。这时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命力的顽强性估计还不充分,对于经济危机爆发后所引发的革命形式的预判有些乐观,而在1848年欧洲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两个绝不是”补充1848年《宣言》提出的“两个必然”理论。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危机的双重性作用,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指出资本家甚至将危机视为资本追求利润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措施,危机“被看作是对付资本过剩,恢复正常利润率的必要的强制手段。”但马克思并没有对危机积极功能过分的赞誉,指出危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消极作用并不会因为其存在正面作用而消失,反之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根治的痼疾。这时的马克思形成了危机蕴含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因素辩证统一观念,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产生危机、又不得不借助危机进行自我变革的发展规律。尽管经济危机并不会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立即崩溃,然而资本的这种局限性最终会导致资本的扬弃。

  资本主义曾鼓吹自己的制度是最完美的,然而经济危机的发生却给他们迎头棒喝,更为致命的是经济危机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漏洞,资本主义在新面具下重组自身,依旧没有逃过危机产生的宿命。经济危机是过度追求剩余价值的必然结果,这也可以体现资本家的贪婪本质。经济危机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终结的核心,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产生打破了资本主义“完美神话”。马克思指出,“李嘉图也就不能承认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力自由发展的界限——在危机中,特别是在作为危机的基本现象的生产过剩中暴露出来的界限。”经济危机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集中体现。

  人们的时间可以划分为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本质上都是“自由”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唯有自由劳动才是工人个性发展的主要途径。劳动时间束缚了工人的发展,成为自由时间的对立面。当工人从事劳动时,劳动非但不是自由自觉的劳动,反而是不自由被强迫的。劳动时间阻碍了工人个性的发展,工人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劳动上,像机器一样运行,自然无法发展自己的性格。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劳动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工人只不过是一种劳动的动物,人的具体的社会属性被这些经济学家排除在视野之外。马克思看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虚伪性,揭露了他们的真实面目。马克思指出,自由时间随着劳动时间的增加而日益减少,所以考虑自己精神层面需求的时间和机会很少,工人成为了劳动的工具,成为“人格化”的劳动。工人创造出来的自由时间并不是他自己的自由时间,而是资本家的自由时间。正如马克思在文中提到:“不劳动的社会部分的自由时间是以剩余劳动或过度劳动为基础的,是以劳动的那部分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为基础的。”资本家的闲暇时间是建立在剥夺了劳动者的自由时间所换来的;资本家的舒适与安逸是剥夺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增殖的劳动成果。

  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是劳动异化的恶劣后果之一。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化异化劳动理论,进一步完善了社会关系“人格化”思想的具体内涵。“人格化”意味着人的发展是畸形的,人们没有办法成为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提出这一概念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且阐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异化是造成人格化的原因。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和工人是人格化的产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和工人都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变成了承担一定职能的人。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工人是人格化的劳动力。资本家的人格与工人的人格是截然不同的。资本家的意识仿佛被资本所操纵,成了资本扩张的实体代行者。而工人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产,他们成为了劳动的载体,仿佛他们是劳动的代名词。马克思指出:“工人同样也只是他本身劳动能力的主体、人格化。”工人本身变成了劳动工具,他们对自己劳动的内容以及劳动的形式并不关心,他们只是在资本的操控下被动的劳动,就跟机器开动开关自动工作一样。

  重农学派关于地租的理论极其迷惑性,他们鼓吹自然的馈赠是剩余价值的来源,并指出农业劳动是唯一可以获得剩余价值的劳动,“威廉·配第和法国的重农学派都把地租当作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这表面上看是重农学派为维护封建主义发声,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社会包裹了封建主义的外衣。马克思地租理论的创立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一项重要理论成果。马克思揭露地租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最具有拜物教性质。剩余价值直接和土地这个自然要素联系在一起,从而完成了剩余价值的不同部分彼此互不相关的形式,完全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源泉。

  重农学派将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但他们狭隘地认为剩余价值生产只有在农业中才有可能,将地租视为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他们表明“农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劳动,这是唯一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土地的生产力使劳动者能够在一个工作日生产出多余的维持他生活所必需的消费的东西。这样一来,剩余价值就表现为自然的赠予。魁奈的《经济表的分析》中指出,国民由三个市民阶级组成:生产阶级(农业劳动者)、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所有从属农业以外的其它职务和其它工作的市民)。只有农业劳动者才是生产阶级,创造剩余价值的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之所以在剩余价值产业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不是因为它创造这个剩余价值,而完全是由于它占有这个剩余价值。重农体系发展到高峰的杜尔哥,他的著作中某些地方甚至把“纯粹的自然赠与”看作剩余劳动。他认为说明只有农业劳动是生产劳动的第一个理由是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剩余价值虽然不是在流通中产生的,但它是在流通中实现的。杜尔哥认为农业劳动是卖者出卖他没买过的东西,把这个“没买过的东西”称为“纯粹的自然赐予”,土地所有者没有买过而以农产品形式出卖的土地耕种者的剩余劳动。“土地耕种者的劳动一旦生产出超过他的需要的东西,他就可以用这个余额——自然给他的超过他的劳动报酬的纯粹的赐予——去购买社会其他成员的劳动”。剩余价值的本质是卖者没有支付过等价物,即没有买过而拿去出卖时实现的价值,它是没有支付过代价的价值。全部产品归劳动者本人占有,但是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形成劳动者的工资。他被看作是自己的雇佣劳动者,他把在生产他的劳动能力维持他的生活所必需的那部分产品支付给自己,除此以外的第二部分是自然的赐予形成剩余价值。

  一些经济学家被重农学派的地租理论所迷惑,认为地租与资产阶级生产毫无瓜葛。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欧人德尔先生论述,重农学派关于只有农业劳动才具有生产性、地租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等论点同重农学派的自由竞争的宣传毫无联系,只是偶然的凑合在一起。他这种看法可以体现出他完全不了解重农学派,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在这个体系下,像启蒙时代贵族腔调的封建主义的外观,“必然会使不少的封建老爷成为这个实质上是宣告在封建废墟上建立资产阶级生产制度的体系的狂热的拥护者和传播者。”与此同时,“农业则被解释成唯一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即剩余价值生产的生产部门,这样封建主义就具有了资产阶级的性质,资产阶级社会获得了封建主义的外观。”这个外观极具迷惑性。这个经济思想体系是那些眼光比较远大的重农主义体系代表者在封建社会的框子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而且这一体系同刚从封建主义中孵化出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相适应的。

  土地,或者说自然,是地租即土地所有权的源泉,这具有最充分的拜物教性质。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地租理论的“顶峰”。李嘉图批评了斯密将地租看作是自然力的观点。他批判了地主阶级利益代言人提出的地租是自然的赐予的观点,犀利地指出地租来源于自然的吝啬。人口的增加导致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由此人们不得不利用次等土地。他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提出,在工业中自然没有替人做什么吗?那些推动我们的机器和船只的风力和水力不算数吗?那些是我们能开动最大惊人的机器的大气压力和蒸汽压力不是自然的赐予吗?在人们所能举出的任何一个工业部门中,自然都给人以帮助,并且是慷慨而无代价的帮助。亚当·斯密也指出在制造业中自然什么都没做,一切都是人做的,这就直接驳斥了重农学派“农业劳动是唯一创造剩余价值”的主张。

  李嘉图指出地租是地主阶级取得的寄生收入。重农学派的地租理论表面上维护土地所有权,实际上使工业摆脱了国家干预。因为地租成为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赋税都落到地租身上,所以对其他形式的收入课税,只不过是对土地所有权采取间接的、因而在经济上有害的、妨碍生产的课税方法。结果赋税的负担以及国家的各种干涉,都落不在工业身上,工业也就摆脱了国家的任何干涉。这样做表面上有利于土地所有权,不是为了工业的利益而是为了土地所有权的利益。既然工业什么也不创造,只是把农业提供给他的价值变成另外一种形式,既然他没有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任何新价值,只是把提供给他的价值以另一种形式作为等价物归还,那么很自然,最好这个转变过程不受干扰的最便宜的进行,而达到这一点,只有通过自由竞争听任资本主义生产自行其是。这样一来,把资产阶级社会从建立在封建社会废墟上的君主专制下解放出来,就只是为了已经变成资本家,并一心一意想发财致富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利益,资本家成为仅仅为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正向进一步发展政治经济学,就像资本家成为仅仅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的资本家一样。

  剩余价值按封建主义的精神是从自然而不是从社会,是从对土地的关系而不是从社会关系引申出来的。封建主义依托于自然,认同大自然的馈赠。价值本身只不过归结为剩余使用价值,从而归结为物质,而在这个物质中重农学派所关心的只是量的方面,即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超过消费掉的使用价值的余额,因而只是使用价值相互之间的量的关系,只是他们的最终要归结为劳动时间的交换价值。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初期的矛盾,那时资本主义生产正从封建社会内部挣脱出来,暂时还只能给这个封建社会本身以资产阶级的解释,还没有找到它本身的形式。因而,对土地所有权的表面的推崇,也就变成了对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上的否定和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肯定。

  马克思强调,土地耕种者生产他自己的工资,此外还生产用来支付整个手工业和其他雇佣人员阶级的收入,土地所有者没有土地耕种者的劳动就一无所有,由此可见剩余价值并不是靠纯粹的自然赐予,而是依赖于土地耕种者的劳动。土地所有者从土地耕种者那里得到他的生存资料和用来支付其他雇佣人员劳动的东西,土地耕种者需要土地所有者却仅仅是因为习俗和法律。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在农业中出现了,土地耕种者拥有产品的—部分—工资,土地所有者拥有产品的另一部分—剩余价值。一部分人丧失了对土地的所有权,并且除了自己的劳动之外,并没有什么可以出卖的东西。对于那些不能生产任何商品,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的工人来说,最低限度的工资,也就是说是必要生活资料的等价物,必然会成为他同劳动条件所有者交换时的规则。土地所有者赖于不劳动而生活,并且可以任意花费的收入。这个纯粹的土地赠与,现在已经明确的表现为是土地给耕种土地人的礼物,即土地给劳动的礼物,表现为用在土地上的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劳动由于利用自然的生产力所具有的,从而是劳动从土地中吸取的,是劳动只作为劳动从土地中吸取的,因此在土地所有者手中余额已经不再表现为自然的赐予,而表现为对于别人劳动的不给等价物的占有,后者的劳动由于自然的生产率能够生产出超过本身需要的生存资料,但是由于他是雇佣劳动,在全部劳动产品中只能占有维持他的生活所必要的东西。而土地所有者倚赖于掌握了土地这一重要的生产资料可以不劳动而生活,并且可以获得不菲的收入,而他们对这些土地的占有是“通过暴力或非合理的方式剥夺或剥削农民或工人的原本应该享有的生产资料而来的”。由此,资本家对于土地狂热追求,盲目追求大量的土地,地租的拜物教性质暴露无遗。

  马克思认为,地租是土地使用者由于使用土地给缴纳给土地所有者的超过平均利润以上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按照地租产生的原因和条件不同,地租分为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和垄断地租。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地租是以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为前提的,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不劳而获的收入,其特点在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马克思从土地所有制入手,对地租进行了分析,指出无论地租的性质、内容和形式有何不同,都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亚当·斯密正确地把工业利润看作剩余价值最初的一般形式。利息和地租仅仅解释为由工业资本家分配给剩余价值共同占有者各阶级的工业利润的分支。

  马克思认为“绝对地租是原产品价值超过平均价格的余额”,“级差地租是比较肥沃的土地上生产的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这种比较肥沃的土地自己产品的价值的余额”。地租的变化表现在从最原始的徭役劳动形式到现代的租地农场主地租。徭役劳动以最残酷的形式、最鲜明不过地显示了雇佣劳动的本质。琼斯指出地租转为超额利润,土地所有权对工资的直接影响也就终止,这意味着今后剩余劳动的直接占有者不是土地所有者,而是资本家。从而地租的相对量现在仅仅涉及剩余价值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分配,而不涉及对这种剩余价值的榨取本身了。这样似乎土地所有者不存在剥削与压迫。

  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在剥削农业工人的过程中,通过残酷的竞争来分享他们剥削的剩余价值。“亚当·斯密尽管对利润、地租和利息等范畴首次作了系统研究,但他也没有把剩余价值本身作为一个专门范畴同它在利润和地租中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李嘉图对这些特殊形式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但他专注于利润和地租、利息之间的量的关系的探讨,也没有发现剩余价值一般的范畴。”通过论述地租理论,马克思揭示了大地主所有者、资本家所有制及其在经济上的实现之间的一切相互关系。“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态上结晶起来,实际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点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工业利润、地租和利息形式上被剩余价值特殊形式的外表化完全独立化了。

  马克思揭示了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科学研究是有着强烈的阶级性的。“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而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完成了政治经济学史上的革命,“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17世纪中叶以来,资产阶级古典政治学家对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的问题作过一定程度的研究。但旧经济学家都未能对剩余价值理论进行正确探索,止步于剩余价值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经济事实,而对于剩余价值的实际产生过程如何,剩余价值如何转化,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有哪些,剩余价值起着怎样的作用,又有哪些发展规律,这是在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们都没有做到的。庸俗经济学家常用“三位一体”公式(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竞争中表现出的假象——资本表现为利润的源泉,劳动表现为工资的源泉,土地表现为地租的源泉。事实上,“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也就是说旧经济学家们从根本上就犯了一个方法论的错误,采取从具体到抽象的办法,即从实在的和具体开始,再“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这就让他们陷入对现象的零散描述,始终无法深入到事物的内在规律去探寻,因而得出的结论自然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而马克思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样“马克思从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具体形式中抽象出内在的、本质的规定性,第一次提出了‘剩余价值’范畴。由于这一经济学术语上的革命,使剩余价值一般和剩余价值特殊完全区分开来了,从而能深刻地揭示剩余价值特殊——利润、利息、地租等收入的本质”。

  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论述了剩余价值理论史,全面研究和说明剩余价值在资产阶级社会表面上表现出来的各种具体形式。欧洲杯他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不了解纯粹形态的剩余价值,没有抽象出一般的“剩余价值”概念,他们的剩余价值范畴是和它在社会表面上表现出来的具体形态即利润、利息、地租混淆在一起的,是在利润、利息和地租特殊形式下来讨论剩余价值的。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剩余价值观点的错误论述,研究了剩余价值派生的、转化的形式,揭露利润、利息、地租等具体形式遮蔽剩余价值剥削的事实,强调了基本形式和特殊形式即派生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一般到剩余价值特殊的阐释,逐步解蔽剩余价值的神秘面纱。马克思认为工业利润、利息、地租的源泉只有一个——雇佣人的剩余劳动。工业利润、地租、利息被还原为利润,利润又被归结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被归结为剩余劳动。至此,马克思以科学剩余价值理论解蔽了利润、利息、地租等剩余价值分支的收入“真相”,袪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撕碎利润是资本“自动机”、利息是钱生钱、地租源于自然的馈赠等拜物教的幻想,冲破资产阶级的思想牢笼,丢掉资产阶级制造的各种财富“画饼充饥”的慰藉,终结“资本主义制度永恒”的意识形态,采摘“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花朵。

  从意识形态视域研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路至少有三个意义:一是确认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利润”“地租”“利息”等根本来源于对工人阶级“活劳动”的剥削的事实。二是这种剥削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赤裸裸的剥削制度之下,“自由、平等、博爱”的谎言不攻自破。三是指出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是一部人民剥削的血泪史,并说明了资本主义积累历史利润率向下降的规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抗冲突不可调和性,这种剥削社会逃脱不了成为人类社会中的“历史”的命运,将会被消灭,会被新的、没有剥削的社会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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